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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教育變革很大程度是隨著技術變革而產生的一種適應性形態。教育內部的教學形態和內容傳輸，課堂結構與課程組織形式也在相應層面發生著變化。其中，對大眾媒介而言，電影因其廣泛的受眾群和接受度而被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引入課程教學之中。從當前的學科現狀來看，人文類學科（如語文、政治、歷史、地理、英語）相對于理工類學科（如物理、化學、生物）更易借助電影藝術進行知識遷移和課程拓展，并充分利用其有效的視覺傳達功能延展課堂邊界，更好地服務于自身的教育教學。無論其對象是學生還是一線教師，電影作為一種大眾藝術無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藝術可能性和自覺性。也因為其交叉性的多重關聯，成為青少年和教師群體提升自身媒介素養最重要的實踐領域和傳播載體。　　徐明老師的這本《光影啟迪教育——給教師的29堂電影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是多年來電影作為媒介方式影響教育教學的具體例證之一。作者從教育的基本原理出發，將影像意義上的教育經驗和思考所得轉化為實踐意義上的教育觀察，并作為自身反思教育工作的“鏡像折射”，為其日后的教育工作提供更多可參考的教育樣本和“影像警示”。不僅讓自己從影像中領略了諸多滌蕩心靈的感人瞬間，而且還使自己的思考議題從“單向度的教育”跨入了“多元共生”的交叉領域。　　本書以上、中、下編為章節體例，條分縷析地就不同主題和不同的教育觀念展開思想博弈。盡管徐明老師筆下的電影藝術某種程度上只是作為教育現象的價值載體和闡釋工具，但就學理層面而言，電影本體偶會喪失其視聽語言的審美性意義，且更多地被訴諸一種文本分析的對象，作為一種拆解教育現象及其背后因果邏輯的影像機制而存在。這是筆者在閱讀此書時的最大感受。作者將電影藝術從學科交叉的模糊視域和繁雜概念中抽離出來，并從一線教育研究者的經驗范疇中找到了一種價值錨定的可能，使得教育進入人們的心靈、進而達成精神共振，更多了一種“影像模式”。在這種“影像模式”中，廣大教師得以照見日常教育生活中的自己，以此發現更多“可能性”的未來。　　據筆者所知，從夏昆的《教室里的電影院》開始，就不斷有一線教師利用自己的觀影愛好展開一系列關聯性的教育研究工作，到近期王曉琳老師主編的系列“生命中的電影課”教程，再到徐明老師的這本《光影啟迪教育》，以上諸多的出版現象說明“電影課”在中小學領域已悄然興起，成為廣大一線教育工作者研究的一個全新視域。在高等教育領域，近年來也出現了一批高校學者對中小學電影教育展開了系列有趣的研究，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團隊主編的《給孩子的電影課》、北京師范大學周星教授團隊主編的《青少年影視德育通識教程》等，從影視知識普及、課程建設、學理認知等不同層面就中小學影視教育展開力所能及的研究。　　近期教育部頒布相關文件明確表示中小學未來要開設戲劇、影視、美術、舞蹈等相關藝術類課程，從這一角度來看，當下教師應該切實也有必要加強自身的影視素養。“萬物皆媒”的時代，教育作為一種“媒介的知識存儲形態”被知識生產者和接受者共同悅納。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正當其時，不僅為教師們提供了一個可借鑒的范本，同時也為一線教師思考教育與電影的關系，思考媒介變革與教學方式的轉變提供了一個基礎性的參照系。　　電影隨著技術的發生而發展，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和常識。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確切知道其誕生日的大眾藝術，電影毋庸置疑地擁有了記錄并傳承人類文明成果的能力，誠如戴錦華教授所言：“影片的文本結構被視作社會議題的癥候現象，對電影、電影機制、觀影心理、社會接受的分析，同時成為社會批判與介入的路徑。”教育作為社會癥候，天然處于媒體熱議的范疇，近年來一些重要的家庭教育熱播劇如《小歡喜》《小舍得》《小別離》等成為輿論的風口，而諸如《尋夢環游記》《哪吒之魔童降世》《奇跡·笨小孩》《雄獅少年》等影片更是成為教育工作者進行諸如“生命教育”“奮斗教育”“逆境教育”的重要例證，這些無不證明了影像文本與教育內在機制的一致性。　　不可否認，影像機制的確立讓影視媒介在當前教育變革的大潮中同樣成為很多教育工作者甚至是教育研究者的一個重要對象。但不得不說的是，很多基礎教育工作者僅僅只是充當了一次“影像文本”的傳聲筒而已，尤其是在“影像文本”與“紙質文本”的符碼轉換過程中，未能呈現出教育導向的明確性和媒介素養的審美性，而只是陷在個人興趣驅動的迷霧中難以自拔。就電影文本而闡釋電影文本的現象是當前普遍性的問題，很多教師很難從具體的電影文本出發輻射或觀照當前教育理論的最新前沿，也很難從影像程式中獲得某種觀照教育實踐的能力。問題導向不明、課程意識不彰是當前“電影課”開發和研究過程中亟待解決的。　　電影媒介的引入并不只是將其作為一種“娛樂的工具”，抑或僅僅是因其強烈的視聽打擊能夠給年輕的學生們以一種超越紙質文本閱讀的愉悅而存在。徐明老師的“電影課”寫作可以說是一次有益的嘗試，他擁有相對明確的問題導向和相對確切的寫作對象，最重要的是并非簡單地將電影作為教育現象呈現的影像媒介，而是經由媒介反思當前的“教育”。因此，電影作為教育內容的媒介載體毋庸置疑地獲得了一種闡釋的正當性，同時也必然獲得教育觀照的意義感。　　（作者單位系浙江師范大學文傳學院）